阿尔·卡彭，我想我不是他，我没有扮演过“扶弱济贫”的角色，也没有他那种智慧的犯罪行为。我只是一个头号通缉犯，就像约翰·迪林格一样，危难重重。他抢银行不超过1分40秒，却从不乱杀人。与他相反，我从不抢银行，但杀人也不需要1分40秒，但我们都是被世人所唾弃的，众矢之的。
垂败者，永远垂泣于牢骚、借口、酒精、庸人自扰至自欺欺人，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为了婕拉，我不能再这样继续堕落下去，不能做一个被人唾弃的失败者。
忽然想起了电影教父中的洛基，如果以这个城市为背景，我在马里奥·普佐的笔下，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物。地下室里啜泣的软弱失败者，施暴者终结于暴力之中，人生本无情。
也许，我才是《守望者》里的小丑，帕格里亚齐的最好诠释，但我并不甘心。
愤怒是火花，狂怒是野火，会让人失去理智，我必须控制。婕拉，我会找到你的，我终究会找到你。迷糊的回到空荡的房间里，隐隐约约的，闻着婕拉残留的香水味。然后倒在床上，面朝天花板，思绪翻滚。我记得，婕拉最钟爱的是莫奈的作品，大概是开放的构图的随意性，反应了她生命中这段具有塑造性的时期。
可是，有人侵蚀了这完美的塑造黄金期，这个可恶之人叫文风，要为此而付出代价。所以，原谅我的闯入婕拉，是我斑驳了你的人生。
撒旦在我内心咆哮，几欲暴走。希伯来语的“撒旦”一词，其实是“敌人”的意思，中世纪的神学家重新诠释了这些经文，将其具化成一个单一的可怕敌人。而我觉得所谓敌人，无非就两个，一个是站在你面前的，一个是潜藏在内心却随时可能狂怒而出的。
圣经箴言篇有这么一段“正直之人比邪恶之人更先放弃”，我跟正直搭不上边，比邪恶更深一个层次，所以无需顾虑好与坏，善与美。我的心就像是泥泞的喷泉，不对，是受了玷污的喷泉，在慢慢的腐败。
就像这个世界，即使一脸的冠冕堂皇也难掩一甸道貌岸然，纵然我已洞若观火，却也只能心照不宣，善美与丑陋，让他人去评判吧。
我空洞的凝视着墙壁，遥想起了斯嘉丽死时的场景，接着一头雾水。
来自窗外，一声枪响。
子弹以肉眼无法辨析的速度，穿破了玻璃，打进了我锁骨下面。
好像在耳畔，咫尺之遥。我闻到空气里突然散发着张狂的血腥味，来不及思考，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。我立刻躲到墙壁后面，作为一个内敛心细的人，就要像迈克尔柯里昂那样，无论何时都备着枪。生命难能可贵，况且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。
我手里拿着枪，我的呼吸平稳得像死海，脑子像安赫尔瀑布般湍流，察觉着外面的动静。可是，枪响落后，枪声没有再次响起，为什么不再多打几发？说明，开枪者是不凡之人，一鸣子弹，只是想摸我的底，看我的反应趋向，好精明而狡黠的杀手。
这人是谁？是不是抓走婕拉的那个杂种？混蛋……
但我也不是菜鸟，枪口爆发的火花，可以瞬间把你推向天堂。我靠着墙壁，小步走到门的边缘。墙壁上一道拉长的影子，立体般的印在上面，却纹丝不动。他并没有走进门，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影子晃荡离开了。
等我站在门前时，他已不知踪影，地上残留着一根未完的香烟，烟气还在缭绕。是谁……如此谨慎，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他完全可以冲进来与我一决雌雄。可他并没有，这声枪响，更像是一种警告，极其透明的威胁。
又如何呢？那群混蛋绑架的可不是阿尔弗雷德·海尼根，是婕拉，惨痛的后果必然是翻倍的。再次来到酒吧，点了一杯威士忌，即使掺杂了许多元素周期里的东西，我依然如视珍宝，一饮而尽。只要在我的胃里，不产生太大的化学反应就行。
“任何形式的瘾都是不好的，不管上瘾的是酒精、吗啡还是唯心主义”荣格只说对了一半，没有瘾的人是不存在的，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。我感觉不是唯心主义，却又那么的唯心。没关系，一切都早已定数，势在必行的我，与泪流满面的婕拉总要发生些什么。跟着心走，跟着自己手中的枪走就行了。
人的标准是什么？每每问自己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人类学家和理论学家道恩?普林斯?休斯所阐述的“人的标准”，紧接着又觉得全都是狗屁。人的标准是，活着。
时代动荡与恐惧拉扯，伟大的战士乔·路易斯说过：“你能逃跑，但是不能逃避。”我没有为了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公正外表，也不是纯粹的根红苗正、三观正确的“共产主义战士”。我所逃跑的，从来就不是我逃避的，因为我从未弃下。尽管在这几天里没有收到任何的信，心绪浮躁却不张狂，控制是主导。
即使我不知道你在何处，直觉告诉我，我与你越来越近，婕拉。
果然，我又再次收到了一封信，忽然让我有一种找到柠檬臭草和超级银雾杂交出来的品种，一样珍贵。信上只有一句话：“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
这句话是圣经《创世纪》里的，大概意思是语言先存在于光。这让我想起了，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的那首诗的尾句：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。我记得后来海德格尔受到这句话的启发，写了一本关于语言与存在的书，但是具体是哪一本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我很困惑，心里焦急，不明白这句话要表达给我的意思，和婕拉身处的位置也无关。
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烧毁了这封信。为什么要写信，而不用电话？为什么要劫走婕拉？太多的“为什么”让我感到阴郁。
